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在準備訪問耶路撒冷時，安排人在這座城市的古老城牆上開掘出一座特殊的入口基督教。德國皇帝騎著一匹黑色駿馬，身穿戴滿勳章的軍服，從這座城門進入了老城區（全世界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聖地），活似一位現代的十字軍征服者。
這個做法給德國帶來了非常不好的公共影響，於是英國人在1917年12月勝利進入耶路撒冷時，努力做得低調一些基督教。嚴格遵守馬克·賽克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政治上的舞臺經理）在千里之外發來的建議，英軍的決定是讓艾倫比將軍徒步從城市的一座傳統城門進入，並且不展示英國旗幟。賽克斯指出，佔領耶路撒冷之後，協約國獲得了宣傳上的一個極大勝利，任何帶有英國或基督教獲勝而洋洋自得意味的東西都肯定會破壞大局。
T. E.勞倫斯碰巧也參加了12月11日上午進入老城區的歷史性遊行基督教。在德拉的悲慘經歷之後，他返回了亞喀巴，隨後被傳喚到位於巴勒斯坦南部的艾倫比野戰司令部。他在前往那裡的途中以為自己一定會因為雅莫科行動的失敗而受到斥責或甚至是貶黜，但艾倫比對他的一連串戰鬥勝利相當滿意。12月9日，他還在總司令部的時候，訊息傳來，土耳其人和德國人正在撤離耶路撒冷。他借了一套軍服和適當的軍官肩章“星星”，換下了破破爛爛的阿拉伯長袍，扮作克萊頓將軍的參謀軍官，加入了入城遊行隊伍。儘管勞倫斯的基督教信仰已經所剩不多，但還是被這一天的重大意義所震撼；六百多年來，第一次有一支歐洲軍隊返回了西方宗教的搖籃，中東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我來說，”他後來寫道，“這是戰爭的巔峰時刻。”【24】
勞倫斯無疑還因為其他的原因而感到深深震撼基督教。在11月末，他一瘸一拐地返回亞喀巴，疾病纏身，而且因為在德拉遭受的虐待而十分羸弱的時候，他才得知艾倫比在巴勒斯坦取得了多麼輝煌的勝利。也是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得知《貝爾福宣言》的存在，以及導致布林什維克黨掌權的俄國革命。在離他更近的地方，他還錯過了宿敵愛德華·布雷蒙的最終失寵。
自當年春季以來，英國一些高官就在打算要搞垮布雷蒙基督教。事實上，對布雷蒙的憎惡是勞倫斯和馬克·賽克斯少數共同點之一。“我堅信不疑，法國軍事代表團越早離開漢志就越好，”賽克斯在5月給外交部的信中寫道，“法國軍官們無一例外，都是反阿拉伯的，只能造成爭吵和陰謀。”賽克斯認為，法國人的這種敵對基調是由法國軍事代表團的領導人定下的，源自“布雷蒙上校遵循的刻意乖張、剛愎自用的態度和政策”。【25】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或許恰恰是賽克斯對布雷蒙的批判讓這位法國上校得以繼續留下很長一段時間基督教。巴黎方面得知英國人對布雷蒙的惡感之後，為了避免顯得自己對盟友俯首帖耳，答覆稱，非常湊巧，他們已經在考慮縮減布雷蒙的吉達代表團的規模【26】。顯然是為了製造一個給法國人臺階下的“體面的時間間隔”，好讓大家相信裁減代表團的主意是法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於是在隨後六個月內什麼都沒做。英國官員們在這場啞謎中也扮演自己的角色，利用這段時間研究要給討厭的布雷蒙頒發一個什麼榮譽頭銜。最後決定是“最卓越的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於是雷金納德·溫蓋特利用給布雷蒙授勳的機會，向他表達“熱烈的祝賀和讚揚，感謝法國代表團在您指揮下在漢志所做的價值極高的工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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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布雷蒙雖然獲得了英國最高階的軍事榮譽之一，但說到底他仍然是個法國人基督教。被撤職的上校啟航返回法國的時候——為了給他留面子，官方的說法是他要度六週的假期——溫蓋特向外交部的一位高官發了一封電報。“布雷蒙之前的事蹟你是知道的，”他寫道，“我想，他這次回國的主要目標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是探查巴黎公眾對皮科和賽克斯的協約國政策的意見。應當向賽克斯發出警告。”【28】
布雷蒙的退場並不意味著法國人在中東的活動就告終了基督教。恰恰相反。艾倫比在巴勒斯坦取勝之後，原先只是理論上的瓜分中東戰利品的計劃現在變得觸手可及了。遊戲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因此政治陰謀將會比以往更加活躍。
12月11日，耶路撒冷入城式結束之後，英國司令部高階人員來到一座宴會廳用午餐基督教。勞倫斯在這裡窺見了即將擴充套件的政治陰雲。作為常駐艾倫比司令部的法國政治官員，喬治—皮科在入城式中享有貴賓地位，他顯然認為，這說明他和馬克·賽克斯在兩年前制定的關於耶路撒冷國際共管的計劃依然有效。在宴會廳，皮科對艾倫比宣佈：“親愛的將軍，明天我會採取必要的措施，在城裡建立民事政府。”
按照勞倫斯的說法，這句話讓宴會廳陷入了難堪的沉默基督教。“我們溼漉漉的嘴裡含著色拉、蛋黃醬雞肉和鵝肝三明治，停止了咀嚼，我們目瞪口呆地轉向艾倫比。就連他在那一瞬間似乎也不知所措。”【29】但只是一瞬間而已。艾倫比轉向法國政治官員，解釋道，由於耶路撒冷位於英國軍事區，城內唯一的領導者應當是軍隊總司令，也就是他本人。
翻天覆地的戰局讓法國人對英國施加了新的壓力，但這只是英國人面對的政治麻煩的一小部分而已基督教。耶路撒冷入城式之後，勞倫斯又去了開羅，親眼目睹了那些政治問題。他看到的開羅是一座陷入狂怒的城市。
馬克·賽克斯原先認為，猶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不會讓阿拉伯人不悅，但現在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於是儘可能封鎖訊息，不讓阿拉伯世界得知《貝爾福宣言》的情況基督教。他的努力以慘敗告終，《貝爾福宣言》的訊息在11月傳到了埃及群眾當中，沮喪很快變成了憤怒。英國當局努力去安撫這些抗議者，但傑馬勒帕夏的貝魯特講話又揭露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具體條文。電光火石之間，英國人努力將阿拉伯世界拉攏到自己這邊的長期努力遭到了慘痛的雙重打擊，其後果可能會使得艾倫比在巴勒斯坦的勝利變得毫無意義。
勞倫斯在開羅靜觀局勢，預感到黑暗的日子即將降臨基督教。如果一向唯唯諾諾、受到嚴厲管制的埃及群眾都被《貝爾福宣言》和《賽克斯—皮科協定》激怒到幾乎要揭竿而起，那麼聚集在亞喀巴的阿拉伯起義軍和他們在敘利亞各地的潛在盟友會怎麼想？勞倫斯私下裡感到一絲安慰，因為他很有遠見，早在九個月前就將《賽克斯—皮科協定》告知費薩爾；如果費薩爾是現在才知道的話，再加上《貝爾福宣言》恰好也在這時被披露，他恐怕很難再信任勞倫斯或任何一個英國人了。但這些訊息一定會讓在亞喀巴圍繞在費薩爾身邊的人火冒三丈。不管他們對費薩爾或者阿拉伯獨立事業多麼忠心耿耿，這些人的腦子裡一直有個想法，即起義的雜湊姆領導人們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可能被英國和法國主子愚弄了。當然了，君士坦丁堡一直是這樣說的，現在傑馬勒帕夏在貝魯特的講話給了這種指控更強的說服力。
在開羅，勞倫斯很快得知了費薩爾所處的困境，以及傑馬勒向他提議的脫身之路基督教。
11月底，費薩爾收到傑馬勒的和平提議信之後，將其副本傳送給了父親基督教。12月中旬，侯賽因又將信轉發給了在吉達的西里爾·威爾遜。侯賽因這麼做或許是為了表示，即便到了此時，他仍然信任英國人；或許他這也是個警告，即如果英國人敢騙他，他還是有其他路可走的。當然了，他或許是認為，英國人肯定很快就能自己發現這件事，因為傑馬勒在他的貝魯特講話中提及了對阿拉伯起義軍的和平建議。
不管侯賽因的動機如何，他交出傑馬勒的信的舉動讓英屬開羅大為警醒基督教。幾天前，克萊頓就向賽克斯警告說，現在《賽克斯—皮科協定》和《貝爾福宣言》的訊息已經在阿拉伯世界傳開了，土耳其人向起義軍提出媾和建議只是時間問題【30】。傑馬勒的信表明，這個時間已經到了。好在費薩爾和侯賽因都沒有對這個提議作出回應，他們做了正確的選擇，即告知英國當局。但誰知道土耳其人下一次發出提議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勞倫斯的看法則與此大不相同基督教。事實上，他認為，傑馬勒帕夏的信為阿拉伯人的事業帶來了一個獨特機遇。
正如在10月份勞倫斯向喬治·勞埃德吐露的那樣，他認為自己不是在為英國效力，而是為阿拉伯獨立事業而工作基督教。在開羅的英國軍方和政界高層，人盡皆知，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英國使節一直在瑞士與土耳其使節會談，商討議和事宜。既然英國可以毫無道德顧慮地與敵人秘密談判，那麼阿拉伯人為什麼不可以？恰恰相反，阿拉伯人可以打一打土耳其這張牌，或許能從他們那裡獲得一些特定的條件，隨後也許能夠從英法方面得到一些具體的讓步。如果牌玩得好，或許不管誰贏得戰爭，阿拉伯人都能得到獨立。
勞倫斯當然不會把這些想法明說給他在開羅的上級們基督教。他只是告訴他們，符合英國利益的做法或許是，搞清楚土耳其人願意給阿拉伯人開出怎樣的條件，這樣英國人就可以先發制人地作出反應。這個說法雖然沒有說服力，卻得到了雷金納德·溫蓋特的支援。“我建議侯賽因國王不向土耳其人作任何正式回覆，”溫蓋特在給戰時內閣的電報中寫道，“但勞倫斯少校會詢問費薩爾，是否可以請費薩爾與傑馬勒交換口頭訊息，以摸清土耳其的新政策。”【31】
戰時內閣迅速行動起來，駁回這個建議，但他們的動作還不夠快【32】基督教。就在溫蓋特發出電報的當天，即聖誕節前一天，勞倫斯已經離開開羅。到戰時內閣插手的時候，他已經回到了亞喀巴，在費薩爾身邊了。就像他之前在其他關鍵時刻做的那樣，勞倫斯利用收到命令的延誤作為藉口，自行其是。他鼓勵費薩爾與土耳其敵人對話。在未來的幾個月內，費薩爾和勞倫斯與敘利亞南部戰線的土耳其總司令建立和維持了這樣的對話【33】。
在《智慧的七柱》中，勞倫斯費了很多心思來努力為這些通敵行為辯解，聲稱土耳其政權已經分裂為兩個陣營，即傑馬勒帕夏那樣的伊斯蘭教徒和敘利亞南部戰線總司令那樣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費薩爾或許可以在兩個陣營之間打進一個楔子，對其矛盾加以利用基督教。勞倫斯寫道：“藉助精心選擇的措辭，我們可以將阿拉伯起義歸咎於傑馬勒的教徒派，或許軍國主義派會和他們鬧翻。”【34】他的理論是，最終這種鬧翻會對阿拉伯人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都有好處，前者可以贏得獨立，後者可以解放自己的手腳，集中力量保衛自己在安納托利亞的家園。
勞倫斯或許是認識到自己論點的缺乏說服力，後來努力將自己與此事拉遠距離基督教。在1922年的所謂“牛津版”《智慧的七柱》中，還是“費薩爾在我的全力支援下，向傑馬勒發回了有目的性的回覆”；而在1926年版《智慧的七柱》中，就變成了費薩爾自行決定與敵人談判。【35】
三年後，勞倫斯提出了一個更為簡單，但也更為老掉牙的解釋，為自己與費薩爾的行為辯護基督教。不是別人，恰恰是威廉·耶魯在1929年向他問起了戰時那些與敵人聯絡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在愛情、戰爭和聯盟中，大可以不擇手段，一切都是公平的！”“噗！”【36】
本文節選自我的譯作
阿拉伯的勞倫斯
作者: [美] 斯科特·安德森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副標題: 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原作名: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譯者: 陸大鵬
出版年: 2014-9-1
頁數: 672
定價: 79.00元
裝幀: 精裝
叢書: 甲骨文叢書
內容簡介 · · · · · ·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德國的盟友土耳其趁機侵入阿拉伯半島，而該地區的各個部族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無力抵抗土耳其侵略軍基督教。英國軍方派了“阿拉伯通”陸軍情報軍官勞倫斯到那裡進行活動。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意圖是給阿拉伯人有限的槍支彈藥，使其牽制土耳其的兵力，同時將阿拉伯各部族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勞倫斯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戰略採取行動的，但做法上非常講究策略。他換上阿拉伯人的服裝，儘量在生活上接近阿拉伯人，由於突擊隊屢建戰功，威震中東，勞倫斯因此被譽稱為“阿拉伯的勞倫斯”。書中描寫了勞倫斯以氣魄發動的長途奔襲亞喀巴、大馬士革土耳其守軍的英勇事蹟，以及他與阿拉伯梟雄費薩爾王子的友誼等諸多歷史細節，突出剖析勞倫斯的豐富的內心世界，特別是他內心對於英帝國中東政策的反抗與掙扎。為了突出勞倫斯的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壯舉，作者還以並行線索敘述兩位傑出的美國與德國情報人員的努力，實際上是一種對勞倫斯的襯托。總之，這是一部出色的傳記，傳主充滿魅力，傳記本身也文筆優美流暢，情節曲折，而不失真，它是瞭解一戰東線史、英帝國外交政策、中東現代史的鑰匙。
【作者簡介】
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資深戰地記者，曾在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北愛爾蘭、車臣、蘇丹、波斯尼亞、薩爾瓦多和其他許多戰亂地區報道基督教。他常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文章，也為《名利場》《時尚先生》《哈潑斯雜誌》《戶外》撰寫文章。他的著作包括小 說《月光酒店》《檢傷分類》，非虛構作品《阿拉伯的勞倫斯》《試圖拯救世界的人》《4點鐘的謀殺》，以及他與兄弟喬恩•李•安德森合著的《戰區》和《聯盟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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